一场展览背后的两段“斜杠”人生
老剧院（翟永明 摄）
翟永明：大部分是抓拍，考虑它的“感觉”就够了
“浅焦——翟永明摄影展”展出《我们都是弗里达》《自拍》《独白》《抽象》《无题》《印度之行》6个系列，以及一件6米长卷《在亲密的人中间》。“你可以花几年时间培养出一位摄影师，但不如直接把相机交给一位诗人。”智利摄影师塞尔吉奥·拉莱这句话，恰好可以成为“摄影师翟永明”的生动注解。
源于诗歌创作题材的摄影偏好
翟永明与摄影的缘分，其实早在初中时便已种下，在她住的大杂院里，一位热爱摄影的“王叔叔”经常给孩子们拍照。上世纪80年代，翟永明与吕玲珑、肖全、高原等成都摄影师交好，作为“模特儿”留下不少肖像照。那时，成都的摄影圈十分活跃，翟永明经常参观摄影展，对这个圈子比较熟悉，为后来的独立创作埋下伏笔。
直到2006年收获第一台数码单反相机后，她才有意识地开始创作。那年，翟永明去了一次新疆，去了一次墨西哥，“两个地方都很有意思，我就带上相机抓拍一些东西”。“浅焦”摄影展上，有张照片拍了一位穿着红裙子的女孩，眉毛连在一起画成展翅飞翔的海鸥形状，就是当时在新疆喀什所见。
从此，翟永明开始用镜头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事物，她的摄影与诗歌、文学创作之间也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勾连。“我关注的摄影题材和我诗歌的题材比较类似，比如女性、儿童。还有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空间，比如俄罗斯作家阿赫马托娃、挪威作家西格丽德·温塞特、墨西哥画家弗里达·卡罗的故居。”
为什么对摄影如此着迷?在翟永明看来，如果不去过多关注技术层面，摄影创作更能便利地、独自地完成。“我也很喜欢戏剧，但为什么我不去弄这个呢?因为戏剧是一种合作，我觉得合作是很累人的。摄影可以在写作的余暇中进行，我考虑它的‘感觉’就够了，可以很便利地去创作。”
小镇（翟永明 摄）
“角色扮演”致敬女画家弗里达
本次展览上，有一组新作《我们都是弗里达》引人注目，它们都是翟永明和朋友们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·卡罗的作品特点，通过“角色扮演”完成的致敬之作。
1990年，翟永明第一次在美国纽约见到弗里达的画作，当即就被深深打动。“我跟她就像认识一样，她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我想表达的东西，尤其跟我的组诗《女人》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，我完全能体会她的作品想表达的情感。”后来，翟永明多次撰写诗文介绍弗里达。
创作《我们都是弗里达》，便是翟永明用摄影的方式，延续对这位画家的欣赏之情。“我比较喜欢在这种致敬里面，把作品拿来进行‘二度创作’，也比较喜欢这种扮演的、超现实主义的、有点戏剧感的照片。”去年冬天第一次拍摄，翟永明找来诗人好友汤巧巧做模特儿，在自家阳台上用手机完成。“我身兼摄影师、化妆师、服装师、道具师，累惨了。”翟永明为模特儿画上弗里达画作中标志性的“飞鸟眉”，穿上鲜艳的墨西哥民族服饰，现场的道具布置和最终拍摄环节，她都一手操办。
后来第二次拍摄，翟永明选择了一处废弃庭院，找来更多人一道进行“角色扮演”。“为什么叫《我们都是弗里达》?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，我们女性身上都可以有一种弗里达的特质，一种比较自强、坚强的东西，都可以成为弗里达。”不过翟永明也坦陈，弗里达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，她的形象就相当个性化，东方女性达不到她的气质。“我也有意识地让拍摄环境有点中国的感觉，比如庭院背后的玻璃有四个分格，我就故意把它做成四条屏，因为四条屏是中国比较独特的。”
业余创作可以完全“放飞自我”
据统计，在弗里达的作品中，有超过一半是自画像。巧合的是，翟永明的“自拍”同样不少。
翟永明的自拍，与时下流行的方式有些不同，她通常使用单反相机而非手机，同时往往并非只拍自己的形象，而是把自己融入一个特定的空间。“我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、一个我觉得值得纪念的空间的时候，就很想拍一张。”
在俄罗斯女作家阿赫马托娃故居的自拍，翟永明就觉得非常满意。“当时是在阿赫马托娃的卧室，卧室里有一面镜子，贴了几张作家的照片，我就想通过镜子把我‘装进去’。结果我拍的一瞬间，几个人正好伸头进来，所以这是一个偶得。”还有一次，翟永明在当代艺术家宋冬的作品展览现场自拍，当时地面上有一块玻璃，上面用粉末写的字因为反复踩踏已经看不见了。“但玻璃反射了穹顶上的宗教绘画，所以我尽管是对着下方拍的，但照片看起来似乎是飘在空中。”
“业余创作让人心态比较轻松，没什么标准，即使有也不是说要达到专业，所以可以完全放飞自我。”与专业摄影师不同，翟永明的拍摄随意而散漫，大部分属于利用业余时间抓拍。在翟永明看来，数码相机不断发展开拓，使得大多数图片堪称技法完备、画面美观。“但那不是我追求的，我希望在摄影风格上有所追求，能够通过另一种艺术手段，来展现我对世界的疑问和思考。”